摘要：互联网有助于实现记忆的民主化，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有了表达渠道；一些分散的个体记忆借助互联网载体而得以集中呈现，也因此变得更有力量，但至少在一个代际之中，仅凭互联网的力量还难以改变现实中的文化权力结构。而且，互联网文化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呈现出肤浅化、娱乐化、短暂化的特点。互联网作为科学和理性的产物，在文化记忆层面，已经引发了记忆危机，如互联网持续的信息流过度占用了人的感知和时间，这可能弱化人赖以生存的语言、思考和回忆的能力，当这一趋势被裹挟在消费主义浪潮中，导致互联网从根基上对原有文化独特性和创造性造成破坏。由经济利益、个人欲望和好奇心等驱动的互联网文化要想成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力量，所需要的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发展，而是对社会伦理的重新审视和完善。
关键词：互联网；文化记忆；记忆民主化；社会伦理
一、引论
互联网在今天广泛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相比以前的广播、电视、电影和其他电子媒介，网络对人们生活的介入更深入、更全面。互联网载体的表达能力更强，在互联网平台上可以使用其他一切电子媒介手段。而且，智能手机引领了互联网这一影响趋势。智能手机可谓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中使用数量最多、最受欢迎的载体。今天人们对于智能手机的依赖越来越强，甚至有人将手机比作人的一个器官，有人戏称：一个人可以一餐不吃、一夜不睡，却不能一刻无手机。人们用手机浏览新闻、参与微信朋友圈、手机支付、收发邮件、用app购买商品、查看去哪里吃饭、导航路线图、阅读书籍、拍照录像录音，等等，它的电话功能甚至都是退而求其次的事情了。这是互联网技术深入人们生活的重要表现。当下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还处在一个进程中，尽管对于很多问题我们还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探索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作用方式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们看到，既往各种类型的技术传媒的出现和发展都对人类的重大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譬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传统书业和启蒙运动、印刷刊物和法国大革命、广播电视与足不出户的生活模式等等，传媒是推动社会变化的不可小觑的力量。
就互联网对社会以及人们的观念的影响，已有很多讨论。曼纽尔·卡斯特很早就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越来越不是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按照他们是什么，或是相信他们是什么来组织意义。王迪、王汉生指出，由于移动互联网，“无处不在的社会表达重新分配了话语权力，并对群体心理、集体行动与社会动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互联网对话语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普通人有了更多的表达渠道和表达机会。互联网的一个精神本质被认为是平等、分享，它涉及的是记忆的民主化问题。
互联网对社会记忆的影响，目前仍然是记忆研究的前沿领域。这一论题也引起众多学者的讨论。譬如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注意到不同载体/媒介的发展阶段及其记忆特征 ——从口头传统到文字传统，到印刷传统，再到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作为信息交流和存储的工具，给记忆结构带来巨大影响。张俊华指出，互联网影响记忆的形成是一个大趋势，“当今越来越多的人依靠媒体形成自己的社会记忆”。他指出，一方面，互联网有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记忆民主化；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们的记忆快餐化，即愈趋短暂和肤浅。张俊华的这两个观点一般也被认为是互联网记忆的两大特点，这里面隐含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本文认为，互联网作为推进社会发展的技术手段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其引发的文化记忆特征和社会伦理问题颇值得深思。围绕这一关怀，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互联网对文化记忆的影响机制。具体言之，从记忆的民主化问题入手，讨论互联网促进的是怎样的一种民主文化？我们发现，互联网促成的文化记忆有着极大的不稳定性，表现出即时性、碎片化的特点。那么，这种趋势又会对人类文明带来怎样的影响？
二、互联网记忆民主化的幻景
关于互联网对文化的影响，有人持较为乐观的态度，那就是民主化的观点。如杨国斌认为，互联网是一次传播革命，它导致了一种“文化革命”。他指出，网络行动的文化充满活力与创造性。尽管它起源于精英对网络的推广，但很快被普通消费者所使用，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上的拓展。在互联网时代，文化生产与创新的工具增多。普通人成了出版家、编辑、作家和艺术家，而不仅是消费者、观察者和读者。那么，对于由网民们创造的文化记忆该如何看待？我试图在阿斯曼夫妇的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框架下讨论记忆的民主化问题。
阿斯曼夫妇认为文化具有两项任务，一是协调性，通过创造共时性使得交流成为可能；二是实现持续性，为每个个体和时代提供不必从头再来的相关条件。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机制，文化也一再被看作记忆。而记忆有两个功能：存储和重建。他们认为，文化记忆包括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
所谓功能记忆是指一些在当下发挥作用的记忆类型，例如节日、公共仪式等。它突出了记忆的选择性，即选择性地将过去和今天对接，目的是服务于当下。与功能记忆相比，存储记忆与当下关系不大，甚至是毫无关系的存在，它不具备明确的功能；多数存储记忆没有被激活，还处在潜藏的状态，甚至是混乱的，它表现为一种残留或某种压抑，它的出现是偶然的和特殊的，并只能存在于个体层面，不能为集体和同一性提供回忆的基础。
简言之，从身份认同角度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的差别。可以认为，那些有助于身份认同的记忆为功能记忆，而无助于身份认同的，则是存储记忆。在人类历史上，功能记忆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它可以为人们的身份认同提供支撑，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精心选择的记忆内容。而存储记忆则看似经历了一个由匮乏到丰富的变化过程。由于缺乏明确的功能，多数时候它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在口头传统的社会中，人是记忆的载体，由于人的头脑缺乏足够的存储空间，因此存储记忆在很多时候就相当于不存在一样；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能够存储的东西越来越多，“无用之学”似乎也在发展壮大，到了互联网时代，存储记忆的空间貌似被无限扩大。而“垃圾”是存储记忆的一个形象的代名词，“垃圾”一般会被人们即刻处理，因为暂时用不着，但由于有了逐渐加大的存储空间，它们有了容身之所，甚至还在发挥着意料之外的“功能”。因为在一个时期是“垃圾”的信息，在另一个时期则可能变得有用。
事实上，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之间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有些存储记忆在当代被舍弃，但在后代可能被重新融入功能记忆；存储记忆还可以修正功能记忆。在阿莱达·阿斯曼和扬 ·阿斯曼看来，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之间的界限，能够保持一个相互渗透和持续的更新，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存储记忆也是判定一个社会民主化的标志之一。
在互联网时代，存储记忆的空间加大。很多互联网记忆看似漫无目的，但也可以构成对功能记忆的批评和修正。即便在主流话语体系中它是不受欢迎的记忆形式，但它在互联网时代有了独特的存在方式。
以笔者观察到的2012年电视剧《知青》的网络民族志为例，相比于主流媒体播出的《知青》电视剧的功能化特点，知青网友的诉说表现出很强的存储记忆的特点。在互联网条件下，这部分内容是匿名的，表现为“破碎性”和漫无边际性，不立足于“身份认同”和统一的意识形态，就像是人们的无法言说的情绪，得到了一个发泄口。它们整体上杂乱无章，甚至一时间无法判断它们的用处，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确实是无用的，其无论对于主流的文化，还是对于诉说的知青个体（即对于个体认同也是无用的）。可以看到，这部分记忆是存在于知青个体中的，是知青们对其所经历的年代的记忆残存，它们没有与时俱进地参与到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以及知青个体的身份建构中去。
2012年 5月 29日，央视 1套黄金时间播出由梁晓声编剧的《知青》电视剧，具有极强的主流文化特征，如同百度百科的评价，该剧的主题是：知青们“在最美好的年华被裹挟入时代洪流，无从随心所欲做出选择，但也正是在无从选择的大时代中，他们凭借着稚嫩的双手和澎湃的激情，合力开拓出一个粮食丰盈的北大荒。”《知青》剧对于社会的整合功能十分明显。
因为涉及知青题材，亲历者们针对这部剧在网络上掀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特点如上所述：内容上以匿名形式出现，诉说中以个体经历为重点，其中带有很强的情绪性特征。最激烈的情绪莫过于“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这个帖子，它作为反记忆的面目出现。笔者整理出大概9万字的知青网络民族志。整体上，这部分述说处于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之间，是从存储记忆向功能记忆的敞开阶段，可以说互联网给了普通知青网友这个机会和平台。笔者自1999年以来，长期追踪知青口述史，就访谈的知青而言，他们中很少有人讲述这部分内容。对于绝大多数知青而言，他们的讲述主题还是认为这段历史对于其人生是有意义的，还是多将这段经历的意义转换为对个体人格的锤炼，是另外一套意义系统。可以说，笔者访谈得来的这部分个性叙述也归属于功能记忆，因为它关涉个体的身份认同。而2012年《知青》剧播出后，知青网友们匿名说出来的部分内容则是无关身份认同的，甚至可以说对知青个体和集体的身份认同是毁灭性的，不利于他们确证自身、统一和团结，如“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的帖子中，知青“椰子”讲到一个女知青遭遇的被侮辱的经历，它属于存储记忆内容，即便在私下的访谈中，也不会有知青（尤其是女知青）讲述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这部分记忆不利于建构自我认同。我们也发现，该知青的发表采取了匿名形式。
之所以说这部分互联网记忆处于从存储记忆向功能记忆的一个转换阶段，是说它还不稳定，尚未成型。在于网络上的这部分记忆，是比照着电视剧《知青》的主流叙事而存在的，尽管有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但也仅是作为反记忆而存在。它的功能仅仅是修正功能记忆：它在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之间画出了一个界限，并对功能记忆提出警告。但是，由于它不利于知青们维护他们的积极形象和建构身份认同，因此，难以获得独立的地位，甚至是很容易再次消散以及被再次否定的一类记忆。
当然，这部分记忆因为借助互联网载体的集中呈现而变得更有力量。例如，在知青网友热烈讨论之际，编剧梁晓声几次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讲述《知青》编剧和排演过程中的相关事件，如回忆了主题歌的确定过程，解释了主题歌中为什么使用“无怨无悔”这个词，等等。它一方面是对知青网民质疑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在调整主流话语（功能记忆）的讲述方式。
尽管在这一案例中，存储记忆对于功能记忆的影响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但根据笔者的目前研究，这部分互联网的存储记忆对主流话语的讲述内容没有实质性影响，即没有改变主流话语的内涵和价值，而只是在特定时间影响了主流话语的表达方式。
下文还将谈及“咪蒙公众号”因为编造事实而最终解体的案例。有人认为，这也是互联网民主化的力量，它让正义之剑发挥作用——“假的真不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咪蒙公众号的运营模式还存在，而且这种模式还会在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采取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存在。如此看来，记忆民主化的一个后果是统治模式加深的问题。
一个观察发现，记忆的民主化还会导致精英文化的消解和终极价值的弱化。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现实中的社会平等并没有真正到来，相反，甚至是阶层分化还在加大。也就是说，互联网给意识形态、娱乐、话语增加了一层幕布，遮蔽了阶层分化，让人们感受到我和别人都在消费一样的东西，看起来都在一样的象征符号里，这些符号也是没有价值的符号，在很多案例中，都是直接的娱乐性符号。
三、记忆民主化下消费主义逻辑的消解作用
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信息主义精神”概念，是为了致敬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用以阐明互联网时代经济、生活组织形式下的新文化-制度心态。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现象，这就是有组织的网络化形式，自媒体（本质上是“网络企业”）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它制造注意力和网络生产力，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主体多元和网络多元拒斥统一的网络文化，从传统文化意义上，它必然不是一种新文化。不过，其中确实有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产生，它由多文化、多价值、多计划组成，影响参与者的心理和行动策略，并随着参与者的步调而调整自身。它也确实是一种文化，但卡斯特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文化，它是每个决策决定的文化，是经验和利益的拼凑，而不是权利和义务的“宪章”，甚至还会消解正义。一些视觉经验可以塑造强大的经济景观，但不会长久；任何固定化这些瞬间的想法都会被互联网所抛弃，因为这无法适应信息主义“多变”的要求。卡斯特认为，信息主义的精神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文化，其创造性破坏的速度已经达到光电反馈的速度了。
在互联网文化对传统的破坏性力量中，一个重要机制是消费文化的助推。张俊华指出，大众媒体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使得人们的回忆意识变成了不断生产消费品和不断地消费人为编造的“历史”。例如，对于互联网上的热点事件，不同公众号在一个集中时间段内不停转发，不同写手也在不断改写，其围绕的都是“眼球经济”，而不追问其它，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当下很多自媒体中的“广告软文”写得十分生动、亲切，流传甚广，其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经济收益。而广告软文被认为有三个特点：“不让用户反感；让用户有舒服的阅读体验；让用户有传播欲望”，“软文”写得越好就意味着越多的流量和收入。在这种商业逻辑下，生产了大量的网络改写/编写，它只追求注意力，甚至以假乱真，编造很多事情，咪蒙公众号遵循的就是这一原则。
有观察者称，咪蒙公众号被认为是撩拨喜怒哀乐的自媒体生意场，她的公众号广告报价80万元一条，一年发布 100余条广告；数据显示，咪蒙公众号 2018年推文 387篇，其中软文 104篇，广告投放频率为 26.9%，平均每周 1.8篇软文，照此计算，咪蒙团队一年收入约 8000万元。这种“网络企业”将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对象，将制造震撼作为每日撰文的目标。这也可以归为一种“文化民主化”的过程，它造成文化标准化、流水线化以及娱乐化，助长了大众文化的肤浅性，背后的一个重要推手是消费主义的功利性。扬 ·阿斯曼认为，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保护，反而是不必要的和别有用心的更新和编造占据主导，使传统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而人们对诸如此类文本的追踪阅读，构成了消费文化对人们思想的侵蚀。现在每人手捧一部智能手机，挑选自己喜爱的“频道”，占用了他们的几乎所有闲暇时间。消费时代的文化对于民族文化根基的影响，是值得反思的。保罗·利科指出，在世界文化大相遇中，在极端情况下，是无个性特征的消费文化盛行，它可能意味着文化创造性的结束；这种文化在“推进”人民的福利获得中，成就了绝对的文化虚无主义，保罗 ·利科认为，这可能比原子弹的破坏力还要大。
其中一个表现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说，互联网供给的信息流持续地提供了分散人们注意力的消遣工具，人们终日沉浸在“感知的汪洋大海”和“图像的缥缈的梦境”，这弱化了人的“深谋远虑”的能力（包括语言、思考和回忆），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感知越来越被媒体所决定。而深谋远虑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基本能力，也是人所特有的一种能力，是其产生语言、思考和文化的共同源头。阿莱达 ·阿斯曼提出，人应该抵御“感知的汪洋大海”和“图像的缥缈的空间”，来建造自己的文化回忆空间。
显然，当人们的消费欲望超过了传统文化界限时，传统记忆文化势必被眼球文化所挤压。阿斯曼夫妇大呼记忆危机，也就是文化危机，这也是文化大相遇时代的文化危机，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保罗·利科提出的文化独创性悲剧，针对的都是这一问题。尽管费孝通和保罗·利科都没有提及互联网媒体的消极影响，不过，笔者认为，他们的理论都蕴含了对互联网推进的文化演变趋势的解释和出路。
如保罗·利科所说的，“如果意义和目的都消失了，那么漫步在文明中就如同漫步在遗迹和废墟中”，而世界性和无个性特征的消费文化的胜利，可能意味着创造性文化的结束。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念其实是想保住文化的根，让一个文化能繁衍、发展，并保有独特性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它的基础是文化的独特性：“各美其美”。
互联网技术在当下的应用远远超出人们能够想象的范围，深层的推动力量不仅有政治和经济利益，还有人的欲望、好奇心，有欲壑难填之势。卡斯特指出，“科技的症结在于科技是人类的折射，而我们并不十分善良。我们丑陋，科技就会呈现出来，造成各种恶果。如果我们能改变、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科技就可以赋予我们解放自身的巨大潜能。”他说，今天我们拥有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帮助我们，也可以毁灭我们；但现在我们做的是后者。技术发展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张力颇值得讨论。
就互联网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聂鲁达的《船歌是终》是一个隐喻的表达：“我们共享希望和冬天/我们受了创伤/不仅被致命的敌人/并且被致命的朋友/面包不见得变得更美味/… …我们活着/我们继续去相信爱情/用我们愚钝的方法/我们埋葬说谎者/并且活在诚实的人当中。”互联网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利弊共存：“我们共享希望和冬天”。从弊端来看，技术带来的不见得全是正面的，面包没有因此变得更美味；而且，我们还可能因此受伤，不仅被我们憎恶的东西，还可能被我们喜欢的东西所伤害。但这些弊端并不是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技术使用不当造成的。人类社会得以延续，依靠的并不仅仅是技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类如何使用技术的伦理，这套社会伦理并不是日新月异的，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在；与不断翻新的技术相比，它显得“愚钝”，但它是人类情感和道德的支撑。也就是说，“我们活着”，靠的是“我们继续去相信爱情”（尽管方法很笨拙），以及我们的信念：“我们埋葬说谎者，并且活在诚实的人当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加需要社会伦理支撑。
结论
本文的一个主张是：互联网的“创造性破坏”对传统文化和伦理规范等都产生了一个强大的解构性力量。而由政治经济利益、个人欲望和好奇心驱动的互联网文化要想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背后尚需一个伦理支撑。无论是莫斯研究的《礼物》背后的“道德力”，还是韦伯视角下的资本主义背后的新教伦理，都告诉我们：经济上的牟利和消费文化鼓动的享乐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更基本保障是道德与社会精神。
当今世界文化大相遇的境况增加了为互联网时代寻找共同伦理支撑的难度。李猛指出，尽管康德认为，世界大同的共和国有可能达到，但涂尔干认为构成一个社会的真正核心是集体意识或集体情感，从这个角度看，康德的世界共和国没有道德共同体作为基础，缺乏社会内容。事实上，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也是以“差异”为基础的，即“各美其美，天下大同”；世界大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基础是“异”而不是“同”。互联网社会加深了保罗·利科所说的“世界文明”的深度和广度，归根结底，这种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的“世界文明”是片面、单薄的，并不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根基。很多时候，它表现出的是技术的傲慢和人类的迷失。笔者认为，可能的出路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对“文化自觉”的坚守，以及对践行“文化自觉”更具体路径的探索。
本文涉及的技术发展与社会伦理的议题，自近现代以来，就引发了中国学者的关注。譬如民国时期的重要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1940年代就曾对此做过专门讨论。他在论“童子操刀”一文中，提出物的控制与人的控制之间的关系命题。潘先生针对的是 1945年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后的人类伦理困境。他指出，相比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自身的德性发展更为关键。根据潘先生的理论，人类自身的德性主要包括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它也是人能否获得自由的关键。这一思想来自中国传统的“自明”和“自强”思想，即“自明者强，自强者胜”。但在潘先生的理论体系中，人的“自我认识”（自明）更需要建立在一系列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从而达到对人自身状况的客观认识，自我控制则是基于自明基础上的自我规制。说到底，这是一门有关人的科学，而不是一门技术发展的科学。人类社会得以进步和延续，在根本上靠的是人类社会的德性力量的增长和完善，而不是科学技术的无节制发展。相反，在人类社会德性尚未取得相应的完善之前，而技术却得以提前发展了，就会出现“童子操刀，其伤实多”的伦理困境。面对当下互联网世界中的技术突飞猛进，我们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可能并不是单纯地追随技术发展、一路高歌，还需要不时停下来，投以审慎的目光，探索更具可持续的路径。关于此，许倬云在谈及治学体验时提到的“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的方法可谓是其中的一个路径，他超越了“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层次，而进入一个世界文明的全面审视阶段。对于未来的可持续性，他落到了人的发展层面：“要有一种教育，养成远见，能超越你未见。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到的世界还有可能是什么样，扩展可能性。”如此，人才能先安身立命，然后谋出路，这也是对费孝通“文化自觉”路径的进一步探索和具体化。而以人为起点和中心的文明发展路径，也是潘光旦先生的观点。关于此，尚需更多的讨论。
原载于：《福建论坛》2020年第8期（总第339期）
